留意过出版史的人大概清楚，一九七九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，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直被搁置的出版计划在这一年陆续付梓，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八十年代前期，空着肚子很久的图书馆也因此驱走了部分饥饿。杜衡是在九十年代末期读到上诉时期出版的书的，数量相当有限。保存完好的大多都躺在图书馆的角落里，流落民间的大部分都已面目全非。在邻居家阁楼的一个纸箱里，有一捆书几乎都是那个时期出版的，保存还算完好，杜衡感兴趣的只有两本，一本是简体横排的《唐人绝句选》，一本是繁体竖排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都是中华书局的版本。那时杜衡才读初中，对于繁体竖排的书虽然心中敬仰，但读起来始终云里雾里，不得不暂时束之高阁。于是《唐人绝句选》就被翻来覆去地读，那本书书页皆已泛黄，纸张似乎也微微变厚，大概相当于人中年后的发福，书页上更是有一种无论如何也擦不去的灰尘，每次阅读后手指上总会若有似无地沾上一些，即便如此，包括那些抹不去的灰尘在内，那本书依然给了杜衡一个十分美好的印象。因为那本书本身也成为了阅读的对象，该书自身的形象与书中三百余首唐诗一起构成了某种意境，这是阅读刚刚出版的书籍所无法体会到的。后来杜衡回顾这段往事时说，《唐人绝句选》是一道门，推开它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。
杜衡读书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八十年代前期出版的书，他能找来阅读的那个时期的书十分有限，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之外，他还从朋友那借来一些，不过一共也不会超过十本。从那时起，杜衡对八十年代前期出版的书籍产生了一种怪癖式的迷恋，即便对书中的内容没有丝豪兴趣，他也能津津有味地翻看数小时。阅读（不仅仅是对八十年代前期的书籍的阅读）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参与杜衡的生活：首先，阅读本身成了杜衡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其次，书籍上的内容通过被阅读成为杜衡的价值观来审视生活，并且，随着阅读的继续，这种价值观一直处于微调之中。由此，阅读对生活的干预也随之不断持续。这种干预在杜衡进入大学之前还相当有限，考试是那时的主题。进入大学之后，事情自然发生了变化。
杜衡脑海中很早就有关于大学的形象，这种形象一直都是不稳定的。从很多渠道都能获得拼凑出大学形象的要素，每个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都会有一个关于大学的想象的形象，进入大学后这个形象会被大面积修改，并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象，毕业之后，这个形象会慢慢被岁月修改。对于杜衡来说，大学形象中最重要的要素自然是图书馆。图书馆与书店最大的区别在于，前者包含了一部很长的出版史，而后者只是一个当前的集会。这一区别放大了图书馆在杜衡心中的地位，并且这种放大一直处于持续之中。每天去图书馆走一趟对于杜衡有着与心上人约会同样的吸引力，但是更为持久。情人的魅力会随着两人之间距离的不断接近而递减，或者说当情人的形象在你的心中渐渐清晰的时候，她的魅力却不断模糊起来，然而图书馆却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清晰的形象，因为它永远处于变化之中。
博尔赫斯有一句诗写道：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，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对这样的赞誉杜衡表示怀疑，他认为，如果把天堂看成是善人死后灵魂安息之所的话，那么天堂与图书馆惟一的相似之处便是冷清。图书馆里惟一算的上热闹的地方是畅销书架，那里被杜衡看成图书馆里的妓院，那些几乎被翻烂的畅销书是杜衡眼中的妓女。杜衡对它们怀有复杂的情绪，不屑的同时也不免好奇，与青年对妓女的态度并无二致。
（二）
杜衡在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于晚睡晚起，在进入大学之前，这一习惯一直处于潜伏状态，从小学到中学严格的作息规定像五行山一样将这一习惯牢牢镇压住。幸好，大学的特殊环境及时的纵容并巩固了这一颇为诗意的习惯。对于杜衡来说，没有比夜晚更为适合阅读的时间了，特别是子夜之后。这时大部分人都已入睡，如果你并无睡意，那么阅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静谧的坏境让你更容易进入书中的意境，如果碰巧读到一本不多见的好书，杜衡会一直读到天亮。
去图书馆的时机也不是那么随意的，通常是在晚饭之后，这时往往还是薄暮西垂、夕阳在天。杜衡一般会先散会儿步，东门外有一条临湖小径，风景不俗，湖边遍植杨柳，若是春暮，风景更佳。此地是杜衡散步常去之处，一直走到夜色如同黑色薄雾一般罩住校园的时候杜衡便往回走了，此时脚步略微加快，五分钟后便可到图书馆。那是一幢毫无特色的建筑，像一只巨大的火柴盒，看上去年代还颇为久远，杜衡对此毫不在意，就像他只在意书籍的内容而不看重包装一样。杜衡常去的书架在书库的最西面，那里人迹罕至，大概也是由于这一点，倒成了情侣们约会的胜地了，因为杜衡时常不合时宜的光临，那些有苦难言的情侣们只好移师他处。此处正是八十年前期出版的书籍的集体隐居之所，前来拜访的学生极其有限，杜衡也乐得清静。这里主要收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，也有一些外国名著。杜衡发现那个年代书籍的发行量特别大，一本唐诗首印量可以达到数十万，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。尤其是在那个电灯都未全面普及的年代，很多人想必是在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阅读唐诗宋词，多么美好而遥远的画面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图书馆里收藏的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图书，杜衡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。他不一定都读过她们，但至少一一拜访过她们了。接下来，杜衡发现了一个问题。有些书，电脑查询时显示在馆，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来。比如有一套中华书局八十年代出版的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，杜衡找了很久都没找到。由于这些八十年代出版的古典文集或学术著作，后来又都一一再版了，现在大部分人找这些书来阅读时都会借新版的来看，所以一些旧版的图书不见了，并不会有太多人在意。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杜衡的思考。后来他又陆续的发现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图书莫名其妙的失踪。杜衡这时推测，在我们这所大学里存在着一个或一伙偷书贼，专门盗窃一些八十年代出版的古典文学方面的图书。鉴于那个时期的图书目前和近一段时期内都不会有太高的文物价值，所以偷窃的目的应该不是为了金钱。那么原因大概是窃书者和杜衡一样，对八十年代出版的图书有一种特殊的癖好。这个发现让杜衡决心找出这个（杜衡更愿意认为这是一个人干的，因为有这样癖好的确实太少）有着窃书雅癖的知音人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即使真的有这么一个窃书者，他可能早已毕业了。杜衡整理了一下思绪：在一个概率比较小的前提之下，存在着一个和杜衡有相同爱好的窃书人，杜衡的任务就是把他找出来。
这项天方夜谭似的工作自然只能由杜衡一个人来做，而他真正能做的其实也很少，就是观察。他大大增加了去图书馆的时间，在本来就人迹罕至的旧书区守株待兔。他观察那些来旧书区看书的学生，试图从他们的长相气质上来判断他们是否真正喜欢旧书。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，为此，杜衡做了一些笔记，他发现了一些经常来旧书区的学生，这些人成了他的重点观察对象。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，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不喜欢与人交流，这成了完成这项工作最大的障碍。半年之后，杜衡在一本欧洲哲学著作中找到了新的隐居地，放弃了原先的打算，让这个（些）可能存在的窃书人继续“逍遥法外”。
